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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职场】一个华人 怎样在硅谷立足?

2019-11-26 08:15| 发布者:| 查看:118| 评论:0

摘要:  2019年9月19日,Facebook硅谷总部园区,38岁的中国工程师陈勤跳楼身亡,警方认定为自杀。随后,Facebook的考评机制、企业文化以及华人在整个硅谷的生存状况成为了全民关注的焦点。在此后的两个月中,我们先后采 ...

  2019年9月19日,Facebook硅谷总部园区,38岁的中国工程师陈勤跳楼身亡,警方认定为自杀。随后,Facebook的考评机制、企业文化以及华人在整个硅谷的生存状况成为了全民关注的焦点。

在此后的两个月中,我们先后采访了多位在硅谷工作的华人,试图在陈勤事件的背后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——一个中国人,究竟怎样才能在硅谷立足?

到硅谷去

好穷好破——这是王硕对硅谷的第一印象。2016年,他从国内来硅谷读硕士,刚下飞机,看着车窗外,觉得这里跟西二旗没有太大区别,“都是稀稀拉拉的大平房,绿化做得也不好,破落荒凉。”

但这并不影响王硕对这里的向往——这个被旧金山湾和太平洋山脉包围的长约25英里的狭长地带,一个世纪前还是一片果园,随着英特尔、苹果、谷歌、脸书、雅虎等互联网与科技巨头的入驻,这里变成了“圣地”,“作为学计算机的人,硅谷永远是一个类似圣地的存在,所以总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要过来看一看。”王硕说。

来硅谷念书前,王硕在国内工作了两年,在互联网大厂和创业公司都待过,很累,每天都是晚上10点之后才离开公司,压力一层层传递下来,总有工作做不完的紧迫感。

他轻易地看到了自己未来5年、10年的发展路线,“在五、六家头部公司里,三年内跳一次槽,年薪涨到六七十万,职级类似阿里和百度的p6、或腾讯的3.1。时刻关注房市,一心攒钱,在北京的四环外买个小房子,组个家庭,生个孩子,每天晚上十点才回家,小孩出生的前半年都不会认识爸爸,而你的负担越来越重的时候,你哐一下,到了35岁,开始遭遇年龄歧视,面临被淘汰,这些都是我在国内那两年看到周围同事所经历的状况,这样的路线对我来说太灰暗。”

他决定来硅谷,先用工作这两年攒的钱读个硕士,然后再去Google或Facebook这样的大厂工作——对王硕来说,这种未来至少是一种可能性的尝试。“去硅谷,对于学CS(computer science计算机科学)的人来说总归是nothing to lose,大不了将来再回来。”



▲ 硅谷聚集着众多大大小小世界知名的互联网企业,这里也是众多CS专业学生的梦想之地。图 / 网络

去硅谷,这是CS的毕业生再自然不过的选择。在这盛传的一个调侃是,在硅谷,一个招牌掉下来砸10个人,里头三个Facebook、五个Google,其他两个是在startup(创业公司)。但除了“圣地”的光环,越来越多的华人来到硅谷,还有现实的考量。

据统计,硅谷目前的科技公司数量超过1500家,这意味着这里能提供给外来者的工作机会远超于美国其他城市。“说白了就是,你在硅谷找不到工作,你在美国其他地方也很难,因为这里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。”

在硅谷,科技公司提供的起薪通常在12万美元左右,这几乎是非互联网、科技公司的两倍。除了工资还有股权、奖金和其它福利,这意味着你可以和人合租一个前有草坪后有游泳池的公寓,周末去滑雪,学开飞机,请年假去世界各地旅行打卡。

如果以家庭为单位,男女双方若都在硅谷的互联网大厂工作,初始年薪合起来就能达到将近30万美元,三年之内就可以一起贷款买房,在美国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。

这些肉眼可见的优势也使得大量非CS专业的中国学生在硕士阶段转学CS——毕竟,这被认为是当下最容易留在美国的专业。特别是对于从文科专业转向CS的学生,他们还可以获得更好的签证政策。

在美国读书的留学生,毕业之后学生签证将换成OPT实习签证,而OPT签证会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区别对待——

对于STEM(科学、技术、工程和数学领域)专业的学生,OPT签证有36个月的有效时间,这期间,每年4月,你都可以参加H1B签证的抽签。H1B是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,发放给美国公司雇佣的外国籍有专业技能的员工,持有H1B签证者最多可以在美国工作6年,这也意味着你将获得排队等绿卡的机会,在美国,华人的绿卡排期通常也在6年左右。

而对于非STEM专业的人,例如文科商科,OPT签证只有12个月的有效期,也就是说他们只有一次机会抽H1B,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们留在美国的难度。

童瞻在美国读的专业是公共健康,毕业后,他选择回国在NGO工作过几年,收入低,越待越压抑,再加上女朋友还在美国,27岁那年,童瞻决定来美国念CS。在他看来,这是他能留在美国的最优选择,工作机会多,工资也高,签证还有优待。

这一次,和绝大多数学CS专业的中国学生一样,他的目标也是硅谷——从零基础变成合格的大厂码农,对于没办法投资移民、又想移民的人来说,这几乎是最容易留在美国的路径。

“上岸了”

在硅谷,人们找工作的首选大多是FLAG(Facebook,Linkedin,Apple,Google),找到工作通常被形容为“上岸”,而“刷题”则是确保你能够顺利上岸的一个重要路径。

硅谷是从2012年开始大规模刷题的,因为计算机行业的迅猛发展,人都涌来了硅谷,为了能更高效率地筛选人,考算法题这种“应试”面试环节,逐渐被所有的互联网大公司纳入面试体系。

在硅谷的互联网公司,80%的面试内容都在考察算法,准备大公司面试也主要是刷算法题。通常,在简历过关后,会有40分钟左右的电话面试,了解背景后对方会问几个技术问题。电话面试一个星期之内会通知是否有现场面试,现场面试一般有5—7轮,都在45分钟左右,有的环节是上机的算法面试,有的环节是面试官描述问题背景,需要自己抽象出问题和数据结构,然后给出解法。

尽管都是算法面试,但各家的风格都不太一样,Facebook的题难度适中,主要是看在规定时间,尽可能不出错地考高分,Google的考题则可能会非常难,主要考验的是面试者解决问题的思路。在Google,面试官会直接让你在白板上写算法,边写边解释,考察算法能力的同时还考察沟通能力。

刷题网站的出现,甚至改变了很多码农就业的命运,进入FLAG不再遥远。

Leetcode是一个在线刷题网站,这里的题库从各大公司的真实面试中流出,被放在了网站上。最近几年,Leetcode的题库从最开始的一两百多道扩充到了上千道,如果想要更有效率地刷题,你需要支付160美元,这上千道题将被分为话题tag和公司tag,还附有这道题被面试问到的频率。

刷算法题是准备硅谷大厂面试中最重要的一步,也是最耗费时间精力的一步。

作为硕士转读CS的学生,童瞻从去年5月到今年3月,陆续刷了一年的题。这期间,他一度感觉自己的焦虑快到了嗓子眼,刷到不会做的题时,他就挠头,看答案也不懂的时候,继续挠头,最后还是不明白,整个人就瘫在椅子上。那段时间,他时常垮着脸,一度觉得自己很抑郁,每天睁开眼就赖着不想起床刷题,无意义地刷手机。

刷题的日子看上去没有尽头,存款也在哗哗地减少——房租800美元、学费一万六、再加上生活费,人民币破7的时候,童瞻曾经因为刷了一下汇率,连着两个晚上没睡着觉。最后,临近面试时,童瞻一咬牙花几百美元报了一门算法班的网课——这种学校相当于算法班里的新东方,课程持续两个月,每周两次课,晚上会有老师上线讲解例题,课后有配套的刷题作业。



▲ 一位正在刷题学习的中国学生。图 / 视觉中国

在硅谷,热衷擅长刷题和开培训班的,除了中国人,还有印度人。Youtube上的算法教学视频,很多博主都是印度人。模拟算法面试的软件,系统配对,释放两道算法题,一道是你面对方,一道对方面你,使用者也以中国人和印度人居多。在一个类似豆瓣的app上,印度人也会经常发布“教你怎么写代码/编程/面试”的同城活动。一位刷了半年题最终进入Google的中国女孩说,“市场要求你成为这样的人,所以大家都会努力去成为这样的人,才能卖个好价钱。”

在硅谷互联网大厂的外籍工作者中,华人和印度人的数量最多,他们也是刷题最大的受益者。从规则上来讲,刷题只是努力的问题——如果三个月刷题没刷到工作,那刷一年或许就可以拿到Google或Facebook的工作了。

事实似乎也是如此。在毕业前的两个月,童瞻拿到了大厂的offer。一年之前他曾投过该公司但失败了,但这次,他“上岸”了。

竞争

由于路径清晰可见,也使得一些人产生了一种“不过如此”的感觉,“有的在国内已经工作过几年,听朋友说这边赚得多,来这边水一个硕士,刷刷题就能进大厂,于是他们就来了”。童瞻现在的同级同事中,就有这样的人。但现实中,这种集训的、应试的学习模式,有时候也会遇到问题——尽管刷题能刷过面试,但一进公司面对竞争会立刻掉队,被PIP(“绩效改进计划”,也是大家公认的解雇前的通知),或者被解雇。

在硅谷的大厂工作,有着非常光鲜的一面。

方晓飞在Facebook工作了快三年,他喜欢这里。工作日早上9点半闹铃一响,他会起床赶去公司吃早餐,从家到公司,开车只要20分钟,这让他时常和国内对比,以前在腾讯实习的时候,单程通勤就要一个小时。

硅谷的科技公司一般都没有打卡制度,因为打卡被认为会降低员工的士气。公司还会匿名统计员工的满意度,包括工作中“喜欢的内容”和“擅长的内容”,各组会相互比较,不满意员工就会跳槽或自由换组。此外,公司每周都有讲座和技术沙龙,关于AI、智能医疗、无人车新浪潮等各种主题。还有21天的带薪年假,方晓飞每次都很开心的打开世界地图,搜索自己想要去的地方,把目的地的物价换算成美元,去哪里都觉得是一件小事。这些都让他觉得很满足,“我来硅谷,就是和世界上这些IT人才一起工作。我觉得这一辈子,就是圆一个梦吧。”



▲ 硅谷某著名科技公司拥有令人羡慕的宽松开放的办公环境。图 / 网络

但宽松的制度并不意味着同样宽松的结果。Facebook曾是硅谷最受雇员欢迎的公司,但它同时也被认为是整个硅谷压力最大的公司。

“比如说你写了多少行代码,你提交了多少次代码,这些全都是公开的信息,大家都可以查到。所以说你大概比较一下,就知道自己是不是评分最低,看你差多少,有没有达到期望。”这也是方晓飞最大的压力来源,“你看别人在你旁边,唰唰地写了很多东西,心里面肯定会很紧张。”

方晓飞常看到有的同事下午四点多就下班回家了,但这些人会在晚上突然提交代码,因此,尽管没有打卡制度,但同事之间的竞争也使得员工出于主观意愿而加班。

“周三是公司规定的work from home日,很多人在家办公,对于想偷懒的人来说,理论上一周只上四天班都可以,但我还没见到过真正在家休息的人,身边人各自手头的项目每周都有稳定进展。”方晓飞的一位同事说,他甚至还听说过曾经有同事主动提出降级,虽然收入降低了,但是工作压力会减小,从而获得生活的空间。

此外,出色的沟通能力也是在硅谷大厂立足的重要因素,而这恰恰是擅长隐忍的中国人所不擅长的。

方晓飞在入职Facebook的半年内就晋升了,但那次后,他已经快两年没有升职,至于理由,部门领导表达得直截了当,“他就觉得我沟通不行。”当时,方晓飞同一时间要做很多项目,和很多人沟通协调,有一些没沟通好,迟了交接,影响了其它团队的进度。

方晓飞很沮丧,“你要想尽快升职,我的理解是,你不能有短板,各方面都要达到公司的晋升标准,还得持续半年一年的时间表现好,一旦出现些短板就不大好。”他决定弥补自己的弱项,申请换组,去了一个十分重视沟通的组。

现在,他会第一时间把觉得重要的消息通知给大家,当前项目什么进展,什么时候交接,可能存在的问题。遇到问题的时候也第一个站出来去沟通解决,“就想让大家能知道,这个人非常靠谱,只要有问题找他就能得到解决。这也是一个高级工程师需要具备的素养。”

“上岸”后的童瞻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。“我这种性格在国内的评价是,这孩子比较文静,好词儿,在美国就是太quiet,应该更open。不表达,别人就认为你没有需求。”

除了沟通,在硅谷工作的中国人还需要面对的另一大难题是——同印度人的竞争。

“在硅谷,印度人和中国人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。”一位在美国生活了12年,如今在Facebook工作的华人工程师说。在他看来,美国的移民种族中,中国人和印度人最像,都是属于不爱惹事儿、做技术工作,喜欢给孩子更好的教育,喜欢买房子,喜欢攒钱。“也就是因为像,所以产生了竞争。”

在他的印象中,硅谷90%的技术移民都是印度人和中国人,其中,印度人的数量要远超中国人,再加上英语是母语,且更擅长沟通,因此硅谷大厂中的身居要位的印度人数量也明显高于中国人。

觉得硅谷看起来和西二旗差不多的王硕在这里发展得还算顺利,他从到美国读书的第一天就开始刷题,CS硕士毕业后顺利地进入大厂工作,关于中国人和印度人的竞争,在他看来,最直接的体现是在面试中,如果遇到印度的面试官,“即使中国人面试面得很好,也会给低分。”

据他了解,中国人因此吃了不少亏,但这种状况近年来正在改善,因为,“我们这一批90后在跟印度人的对抗当中正在变得强势。”



▲ 在硅谷,虽然身居要位的华人雇员少于印度裔雇员,但华人大多有硕士乃至博士学历,教育程度总体高于印度裔。图 / 虎嗅

最大的恐惧

对于在硅谷“上岸”并希望留在美国的中国人,压力与竞争并不是最令他们焦虑的,他们最大的恐惧是——“溺水”,即失业——在美国,没有绿卡之前,无论你是持有OPT实习签证,还是H1B工作签证,一旦失业,你必须在60天内找到工作,否则就将面临被遣返的命运。

每年,美国政府会向外国人发放共8.5万个H1B工作签证,在2013年之前,由于经济危机等原因,获得H1B签证只需申请,并不需要抽签。但由于申请人数越来越多,从2013年起,H1B签证改由抽签的方式发放。其中,有2万个名额面向拥有美国大学硕士及以上学位的高学历申请人,高学历者如果没能在2万个名额中被抽中,将被并入6.5万个普通名额,进行第二次抽签。

近年来,抽中H1B签证变得越来越难。据美国《世界日报》报道,从2015到2018会计年度,H1B签证首次申请的拒签率从6%升至24%,且拒签趋势仍继续升高——在2019年H1B的抽签里,有超过19万人申请,其中有美国硕博学位的申请人抽签命中率约为51%,其他申请人的命中率为38%。也有人三次连续没有抽中H1B签证,最后选择回国。

而在H1B的抽签中,中国人的中签率远远低于印度人。有数据统计,2017年的8.5万个H1B签证,69%给了印度人,中国人所占的份额为12%。

当获得H1B签证越来越需要运气的加成时,对那些持有H1B签证、正在排队等待绿卡的中国人来说,一旦失业,就将意味着你此前所获得的运气与付出的努力,很有可能会全部作废。



▲ H1B签证拒签率在逐年攀升。图 / 网络

很多在硅谷工作的中国人都感觉自己被签证束缚住了。同一家公司,美国同事觉得工作节奏太紧张,决定裸辞,然后去休息旅行一段时间。但中国人大多不敢,“我一旦失去雇主的话,我的H1B签证60天就失效了。就觉得自己还是被一条无形的锁链锁住了。”

有的人厌倦了在大厂做一颗螺丝钉,在小的创业公司看到了更喜欢的项目,但也不敢轻易跳槽,一旦创业公司创业失败,失业很可能会令他们直接“溺水”。还有的人在公司遭遇职场霸凌,气不过时也想过大不了吵一架离职,但没办法,请一天假,第二天还是硬着头皮上班。

也有人会安慰自己,失业并没那么恐怖,在被遣返前尚且还有好几条路径可以自救。

例如,选择重回学校去读个学位,从实习签证开始重新抽取H1B,或者去外包公司(ICC),等待翻身的机会。

外包公司通常被认为是留在美国最差的选择。这些外包公司通常是印度人开的,他们接大公司的项目,提供合同工的工作,可以确保你的H1B签证继续有效,但相应的,你的工资会被砍掉一半,压到6万甚至更低。很多人将此举视为权宜之计,但也必须在此期间接受明目张胆的压榨。

一位已经拿到了绿卡的硅谷华人工程师至今仍认为,等待绿卡的那几年是他人生中最煎熬的时候,不敢频繁回国,怕失业,不敢去创业公司,怕在工作中起冲突,也不敢给自己一段空档什么也不做。“尽管有了绿卡之后,这些事情也不一定就会去做,但有选择和没有选择始终是两种状态。”

这很容易令人联想起陈勤的遭遇。

他30岁左右来到美国,念CS硕士,毕业之后去了思科做软件开发,工作两年后离开思科去了外包公司Ryzlink——这极有可能是为了保证H1B签证继续有效的权宜之计。

2018年,陈勤离开了外包公司,进入Facebook,隶属于传说中工作压力最大的广告组。他在广告组的工作并不顺利,试图换组,且已经联系好了新的小组,但在换组的前一天,陈勤的上司在绩效考核中给了他最严重的差评,他也因此换组失败,这也意味着他很可能被开除。此时,他已经在美国生活8年,有了家庭和孩子,离职则意味着今年38岁的他很有可能将再次为了签证回到外包公司,甘愿受剥削,甚至被遣返。

据《华商报》报道,得知换组无望的陈勤与上司发生了激烈的争吵,留下了一句“这不公平”后,他走出了上司的办公室,没过多久,他从Facebook的顶楼跳下,终结了自己的生命。



▲ 陈勤去世后,硅谷的华人们献花悼念他。图 / 网络

选择

尽管每个人都曾面临着“溺水”的压力,但留在硅谷——仍是绝大多数人的答案。

硅谷庞大的华人数量使得他们很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少数族群。

王硕觉得自己来美国依然过的是纯中国式的生活,和中国人住在一起,除了在公司、学校,上班、上课的时候用英语之外,其它没什么差别。“中国人所需要的任何配套设施都很完善,使我们能够软着陆,并没有太多地受到美国文化的冲击。像我这样对融入美国这事并没有很感兴趣的人,可以很顺畅地过着类似国内的生活。”王硕只吃中餐馆,但在硅谷,上海菜、粤菜、川菜、湘菜、火锅都有,“口味的话跟北京比,就打个八折吧,也够吃了”。买东西去中国超市,包括螺蛳粉在内的国内能买到的东西,这里也都有。

车会看红绿灯,会主动避让行人,无障碍设置也做得好,也没一群人关心你的工作和婚姻,童瞻喜欢这里的自由和尊重。尽管他有时候也会苦恼,这里没有发小,不能很好的照顾父母,如果有了小孩会遭遇更多问题。但他还是决定先不去想这些,“得先把绿卡搞定了,才有资本谈别的事”。



▲ 硅谷区域点缀着众多中餐厅和亚洲超市,方便华人生活。图 / 谷歌地图

为了能更好地待在硅谷,方晓飞还在努力地改善自己的“沟通问题”。每周公司都会有些小聚会,大家围在一起喝酒,站着聊天,他会逼着自己参加这些社交,把它当作工作的一部分,看到有同事聚在那儿,一定要走过去,参与对话,就像他当时上英语课给自己的要求。和童瞻一样,他最害怕同事们聊橄榄球比赛,因为,“真的没法聊”。

每次聚会,方晓飞从来没有在最后离开过,随时都想走,只是会逼着自己多待一会。“如果这是在国内,我可以站在这里吹一个小时,但是在这里,可能站十分钟,就已经不错了。”

因为还没有在美国组建家庭,方晓飞并不拒绝回国的选项,他觉得如果哪天国内的互联网大厂不用天天996,工资也不错,说不定自己就回去了——对于很多享受硅谷生活的年轻华人来说,这是必须具备的心态——留在硅谷很好,但回国也不是不可接受。

刘航就选择了回国。从硅谷的一个小创业公司离职后,她经历了一段疯狂刷题的时光。

那段时间,她经常哭,每天头顶都悬浮着一种非常巨大的不确定感。她开着车,一个小时就能到海边。都是山路,拐着弯往上,没有路灯,开到哪,地上的反光片会反光,眼前只有那一点点光亮,眼睛也就专注的盯着那一点亮。

到了海边,泪水早就干了。四周一点灯光都没有,海浪拍打着岩石,岩石立在黑暗里,因为太黑了,连自己的手指都看不到,也看不到大海,只能够听到海浪声,还有海的腥味。她觉得自己特别渺小,靠听巴赫的《哥德堡变奏曲》重建生活的秩序感。

最终,她拿到了Google北京分公司的offer,周围有人劝她,股票太低了,回北京不划算,而且回国了之后,很难再回来,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回来。

刘航说,对拿绿卡这件事,她并不执着,只是觉得这像是个悖论,“你觉得那是通往自由,但你是牺牲了你在未来10年时间的自由,这么宝贵的时间里,牺牲掉去很多其他地方的机会,我更愿意过的生活是,我要到每个国家都看一看,都去生活一遍”。



▲ 一位仍硅谷追梦的中国年轻人。图 / 视觉中国

  

  来源:每日人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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